窟群的两个主要部分可以分为北响堂山和南响堂山。位置偏北的北响堂山拥有皇室资助开凿的最早和最大的三个石窟，而南响堂山由七个较小的石窟所组成。第三个部分为水峪寺，也被称作“小响堂山”，此处由一座内部拥有石刻造像的北齐石窟所组成。石窟群拥有丰富的佛像，建筑结构，装饰细节以及许多的佛教刻经。这些内容不仅代表了当时多民族社会下的各种宗教思想和文化，而且体现了北齐皇室对佛教给予大力支持的成果。石窟的构思与设计和当时高僧的佛法造诣以及当地的民间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石窟原址上关于六世纪开窟的文字记录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一些关于后期开凿的洞窟的一些题记。其中一个 572 年的题记中提到了发愿刻凿佛经的事情。这些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齐，这在一些记录新添石刻以及石窟修复活动的题记中提到过。结合这些文字与石窟本身的造像，并和一些其他的年代确切的北齐造像作比较，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些石窟的年代为六世纪下半叶左右。

石窟现况与响堂山二十世纪简史

由于历史进程中石窟所受到的严重损毁，今天的响堂山已经无法向我们呈现出当初绚丽多彩的艺术成就了。在这些损毁当中，有一些属于时间的侵蚀和几百年来历史的沉淀，然而绝大部分是出于近代以来长期的人为破坏。二十世纪初，这些佛教造像的精湛艺术成就使它们成为文物商和为其服务的盗窃者的目标。最早对文物的劫掠是从1909 年开始的，清朝政府的覆灭和1911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带来了极端的政治动荡。由于这些石窟远离城市，被当局所忽视，因此在数十年中，石窟内的文物受到了大面积的破坏。窟中大部分的独立造像 （free-standing images) 都已经被盗走，洞窟中的许多浮雕也被人为的切割窃取，剩下的石像也几乎没有头部和手部。

1913 年起，这些石像和造像残件逐渐开始出现在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当中。其中许多大型雕像被刊登在 1914 年的伯灵顿杂志 （Burlington Magazine) 当中。这些石灰岩雕像的立体造型，大型规格和精美细部使它们成为许多西方和日本博物馆陈列中中国雕刻艺术的代表。目前已知的来自响堂山的一百多件造像和造像残件被散布到了欧洲、日本、台湾、美国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当中。关于石窟的最早照片大部分来自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的日本摄影师，然而这些照片是在石窟被大面积损坏之后拍摄的。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保持其原有的宗教性质，石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然而新的塑像和修复后的头部与原先的效果相差甚远。这些照片是记录石窟现状的宝贵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建国初年，这些石窟受到了进一步的破坏。由于南响堂山位于彭城镇和峰峰矿区的边缘，因此在20世纪 50 年代，这里的石窟先是被设为一个军械库，之后成为一份当地日报的仓库。遗留下来得石像和残件也因此被挪出了石窟，导致这些石窟现在完全是空的。

近几十年来，响堂山石窟由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负责其管理和文物保护。目前，对此处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环境污染。这些石窟位于农村矿区，这里有来自煤炭电厂、瓷窑和水泥厂的严重空气污染。酸雨和水泥厂带来的灰尘对石窟造成了可观的影响，尤其是临于峰峰矿区的南响堂山石窟。用于开采矿石的爆炸物也在威胁着附近水峪寺的安全。由于北响堂山的大型石窟位于村边的山上，因此这里和其他石窟相比，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今日的北响堂山成为了人们经常拜访的宗教场所，人们来这里供奉神像并且每年都在此举办节日活动。

石窟与其内容

石窟与其内容可以被分为三个主要部分：1） 石窟建筑， 2） 石窟造像与布局， 3） 石窟刻经。

1）石窟建筑

从建筑构造上讲，这些石窟是根据一层或两层的穹顶式 “窣堵坡” （stupa） 而设计的。“窣堵坡” 是一种来自印度的用于埋葬佛舍利子的冢类建筑。在数个世纪的过程当中，随着佛教在亚洲的广泛传播，这种建筑也演变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传说公元前六世纪，释迦牟尼圆寂之后，他的骨灰和舍利子被分别埋葬到七个窣堵坡当中。据说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的阿育王曾把这些骨灰和舍利再次分配并散布到了他的帝国各处。在这个传说中，阿育王创造了在一天之内建造八万个窣堵坡的奇迹。随着时间的变迁和地域的不同，这些窣堵坡的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最早的半球体的冢型结构，到砖石建造的有中央穹顶和顶部层伞的大型建筑，到密檐式木架构的塔型建筑都可以被找到。窣堵坡或塔逐渐成为了体现佛教寺庙的最显著建筑特征。北魏末期之塔主要是多层高耸的建筑形，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坐落于北魏都城洛阳的永宁寺塔。据记载，它的高度可能达到了一千多尺。永宁寺塔初建于公元 516 年，却在公元 534 年毁于大火，这象征了北魏的灭亡。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东魏之后的塔建筑形式多以单层的 ‘覆钵” 形穹顶式结构存在。这个形式也许更接近于早期的阿育王式窣堵坡。在响堂山，窟前入口多是以石刻浮雕形式的仿木构造表现。有些窟前依然保留着窟廊，从这些前廊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一些抬梁式结构 (post-lintel structure) 的细部和用来支撑瓦檐的斗拱结构。这些窟前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南响堂山的第七窟。石窟内部的石壁上，附近的山崖上，以及这个地域的其他佛寺中，都刻有许多这样的浮雕式的小型覆钵塔形佛龛。这样的小型覆钵塔还出现在许多同时代的石窟门额处，以及佛教石碑当中的佛像或的上面，以空中悬浮或天人托举的形式出现。

2）石窟造像

窟内的主像多为设在中心柱上或洞窟石壁上的佛教造像。按其内部结构划分，响堂山石窟主要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心柱石窟，另一种为三壁三龛石窟。在后者当中，佛像被分别设置在窟壁上的三个较大的佛龛当中，或壁脚延伸出来的宝坛上。主像由中间的佛像以及旁边二、四或六名侍从所组成，侍从立像中包括菩萨，弟子和辟支佛 (缘觉）像。虽然在结构上这些神像多和后面的窟壁山体连在一起，但却能体现出十分立体的效果。其中有一些石像原本是独立雕刻的，之后被设置在佛龛上的莲座和坐台上面。其他的附属神像，比如飞天伎乐、礼拜僧人、狮子、天王力士等，则以浮雕形式被刻画出来。这些神像位于供台前、窟顶与窟壁上以及洞窟入口处的崖面上等。除此之外，窟内还有支撑立柱的神兽、供养人像、天界景象以及佛传图像，此外还有许多浮雕形式的莲花、宝珠、香炉、千佛形象。能够进一步体现石窟图像丰富性的还包括造像背光、石柱、甬道上的许多装饰性的浮火焰和穿插的忍冬花纹云纹图案等。

3）刻经

石窟中的佛教刻经是响堂山的一个显著的创新之处，刻经的传统大约始于北齐时期的邺城地区，南响堂山与北响堂山均有刻经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拥有大量刻经的北响堂山南窟也被称为“刻经洞”。从 568 年到 572 年，此窟是由北齐朝臣唐邕施刻经文的。施刻经文的习俗被传播到了北齐都城的周边地区，尤其是河北涉县的娲皇宫，由此至北齐末期，刻经活动也被传播到了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在山东省所发现的刻经大多位于自然的环境当中并没有石窟，例如在泰山、铁山、岗山的摩崖石刻都出现在山体崖面、山坡或巨石之上。佛经是佛所说的法，因此被认为是如同舍利子一般的佛迹中的一种，为佛法的遗迹，因此佛教石窟是它们理所当然的安家之所。

历史背景

北齐时代 （550－577 年） 属于北朝时期 （420－589 年） 中国北方地区被非汉族的鲜卑人所统治的时代。这些鲜卑人在四世纪晚期通过军事力量最先建立了北魏政权，之后北魏被分隔为东魏和西魏，而东魏 （534－550 年） 被北齐政权所取代。在可以左右东魏皇位的权臣高欢的统治之下，东魏的东都被设立在邺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南部的临漳县。高欢次子高洋于 550 年称帝后为文宣王，邺城也成为了北齐的首都。这个朝代由高欢的历代子孙所统治，却在577年覆灭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始于西魏的北周政权 （557－581年）。响堂山位于北齐都城邺的附近，并处在邺城和高家的权利基地晋城（今天的太原山西）之间的交通要道之上。于是我们可以推测，在东魏与北齐时期，作为朝臣和皇室宗亲的高家必定经常来往于这条交通要道。

北齐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动荡而战事连连的朝代，然而这个短暂的王朝却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达到了艺术的高峰。汉族或非汉族工匠与出资人的密切互动，以及多种艺术样式和影响的融合，创造了展新的、多元性的艺术形式。鲜卑贵族与武士，汉族官吏和艺匠，佛教僧侣（汉族或非汉族），以及外族商人，乐伎，和官方使节都是活跃于当时政治，宗教，文化，商业生活的重要社会组成部分。直到五世纪末，鲜卑贵族依然保持着与当地汉人贵族的通婚的传统。统治者有效地利用了汉族传统的农业系统来充实自己的粮仓，从而维持他们的武装力量。他们也在不断地吸收着源于不同民族的各种才能，用来巩固帝国政权，设计宫殿、寺庙、和陵墓，充盈奢侈品的拥有量，或提供宗教方面的指导。从艺术方面来讲，北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因为正是这个时期当中，绘画和雕塑艺术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同时，许多知名的艺术家的名字也被录入了正史。

蒋人和